这些天，一则特殊的“寻亲启事”在网上刷屏。
从权威媒体到社交网络，亿万网友都在帮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寻找家人。“照片”上的他，单眼皮，鼻梁高挺，额头宽阔，嘴角微微抿起，眉宇间透着坚毅。
其实，他是一位77年前牺牲的烈士。这张“照片”，是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联合多学科团队，针对烈士遗骸颅骨，运用法医学、人类学、人工智能、DNA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历时20个月复原出的画像。
1949年8月，他在湖南桃江马迹塘战役中头部中弹牺牲；2026年5月，这张被岁月掩埋的脸，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2024年，我们全程参与了马迹塘战役无名烈士的遗骸发掘。9具遗骸中，这一具的颅骨保存相对完整，所以才有了面部复原的可能。”法庭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成涛指着工作照介绍，“从无名烈士的分子刻画到陈旧骨骼的多模态鉴定，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不断打磨技术，确保结果精准无误，让更多英雄被世人看到。”
用科学力量为烈士寻亲
马迹塘战役发生在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97军、103军爆发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成功阻击了白崇禧余部西逃，为湖南和平解放扫清了关键障碍。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将散落在伍家仑、黄栗洑等战场的烈士遗体收敛安葬。
“东北坟山”埋着烈士、解放军战士为了答谢村民留下“半袋干粮”……这些故事，被当地百姓口口相传至今。然而，人们只知道山冈林地间有很多烈士墓，他们是49军的战士，但姓甚名谁、家在哪里，均无人知晓。
2024年8月，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团队，在马迹塘启动了无名烈士遗骸专项搜寻、发掘与鉴定工作。
“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是2024年4月揭牌成立的，专门设有‘遗骸搜寻鉴定研究中心’。我们团队在身份鉴识领域深耕了近20年，在极微量、极降解遗骨的DNA提取以及复杂亲缘关系鉴定技术上有长期的技术积淀和突破。”李成涛说，这是他们承接国家级任务的底气。
接到任务后，研究院快速组建起一支包括法医学、考古学、人类学学者在内的联合团队。每个学科，都对应着遗骸鉴定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
从李成涛展示的工作流程图便能看得一目了然：在开挖前，团队先用无人机三维建模、机架式数字化三维激光扫描等测绘技术，对现场进行高精度环境扫描与重建，留存原始埋藏背景；遗骸发掘出后，要对每块骨骼进行清理，并进行人类学鉴定，初步推断烈士生前的身高、年龄及创伤特征；接下来，再运用高分辨率摄影与三维建模技术，建立详尽的骨骼数字档案，并提取相关生物检材，送回实验室检验；最后再对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进行妥善的包装与转运。
“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头脑风暴，不断改进技术细节，确保每个数据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李成涛指着图上的几个关键节点说，比如在DNA提取与测序环节，考虑到南方酸性红壤会严重腐蚀骨质，团队引入了最新的自研DNA提取与单链建库技术；颅面复原环节，引入了多重校验机制，提升复原置信度。“毕竟，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要对烈士和家属们负责。”
从洛阳铲到人工智能
2024年8月26日，马迹塘烈士遗骸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依据当地年长亲历者的回忆，团队对伍家仑灯笼山烈士集中墓及三里村黄茶组、三里村现场刘家湾组、小丰溪村三房塅组3处疑似烈士散葬点，开展了全面搜寻发掘。
八月的湖南，酷热难耐，加上山路崎岖，现场作业非常艰难。“挖掘机先把大堆的土方清运掉，我们再自己下去挖，在团队考古专家的指导下，我们第一次亲自使用了洛阳铲，先从各个角度探一探，再一点点扫开，把骸骨清理出来。”李成涛说，“还得防着马蜂，我们黄平副院长在最后一处挖掘地作业的时候就被马蜂蜇了，还住了院。”
尽管条件艰苦，但当第一具烈士遗骸缓缓显露的那一刻，现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上的工作，集体起立、默哀、深深鞠躬。
团队实地开展鉴定任务（左二为魏麒）
此次发掘，共找到57份人类遗骸，经鉴定至少涉及9名烈士。“大多数烈士牺牲时只有18到25岁，和我们年纪差不多。通过同位素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有明显的营养不良；从遗骸上的创伤痕迹和病理特征，能看出战争的残酷；有的烈士锁骨上还有明显压痕，那是枪托常年顶在肩上的印记。”参与发掘的00后博士生魏麒说，之前读到“青山埋忠骨”这样的诗句，觉得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去到现场才知道，南方的气候和植被对地形地貌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当地百姓这些年间自发保护，很多烈士墓恐怕早已无迹可寻。
9具遗骸中，有一具颅骨相对保存完整。复旦法医学专家黄平教授研究发现，颅骨表面可见明显弹孔，经三维重建后，可以清晰地看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由此判定这是这位烈士的致命伤。经过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推测他牺牲时在20岁左右。
他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位被亿万网友牵挂的烈士。
他的面孔是如何被“还原”的？黄平解释，团队采集烈士颅骨的表面数据后，构建了三维颅面模型，分析最小个体数、性别、死亡年龄、身高与创伤情况，为后续复原提供精确的解剖学底座。基于三维颅面模型，团队运用生成对抗网络（GAN）、扩散模型等人工智能算法，提取颅骨关键特征，逐步还原面部结构。为了避免复原结果“脸谱化”，团队通过嵌入人脸统计学信息、遗传特征，对面部图像进行了局部校准与特征细化，最终生成了高度还原的烈士容貌图像。
“看着那张年轻的脸庞终于从屏幕上浮现出来的时候，大家沉默了很久。此时，战争不再只是书本中的文字，而是具象化为曾经鲜活的生命。”魏麒说：“我们所做的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课题，更是为英雄寻找姓名、为历史还原真相的事业。”
从“破碎片段”中还原身份
还原面容之外，唯有依靠DNA信息，才能真正确认烈士身份。然而，要从埋藏了近八十年的骨骼和牙齿中提取有效信息，无异于大海捞针。
选对检材是第一道关卡。“开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带回全部检材，必须在现场快速完成样本采集，而且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素华说，理论上牙齿是首选，其次是致密的骨骼，但马迹塘的大多数遗骸都没有牙齿，完整的颅骨极少，几乎全是碎片。“我们只能凭经验，尽量挑选更致密的结构。”
来自9个棺椁的57份遗骸检材第一时间封装，送回复旦大学实验室专业处理。遗骸在土壤中经过多年侵蚀，DNA降解极其严重。“常规检测时，200bp（碱基对）就已经属于降解了，而从烈士骨骼中提取出来的DNA，后期数据显示平均只有50bp。”张素华打了个比方：如果把人类的基因组信息比喻成一本书，这本书在地下被水泡过、被虫蛀过、被微生物侵蚀过，等拿到手的时候，整本书已经撕成了无数碎片，每一片上只剩下寥寥几个字。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捡回来，再想办法拼出原来的内容。这个工作，在专业上叫作基因组测序与拼接。”张素华说，面对这种极微量、极降解的遗骸样本，实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困难，市面上也没有现成的检测试剂盒或软件可用。为此，团队在DNA提取与建库过程中依托最新的科技部项目成果，自主研发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基因组信息。
即便如此，寻亲之路依然一波三折。团队从马迹塘带回了57份样本，首批筛选了十几份条件相对较好的进行检测。其中大部分样本获得了可用于下游分析的基因组信息，但却与退役军人事务部提供的5份疑似家属样本无一匹配。由于暂时没有更多家属线索，团队决定对剩下的样本死磕技术，并针对降解样本开展了远亲比对的亲缘关系算法研发。经过反复攻关，最终成功比对上了一位烈士的亲人。
为确保万无一失，团队又花了半个多月反复核查。三个小组背靠背独立计算，其中一组针对法医系谱学开发的算法因本次样本极降解未能得出结论，但剩余两组的结果完全一致。团队还按照法医学对证据的严标准，从常染色体和Y染色体两个角度进行了双重论证。这份结论上报后，顺利通过了专家组评审。“我们不断优化技术，除了部分质量特别差的样本，其余均已获得了可用于后续寻亲的数据。”张素华说，只要有亲人的线索，这条回家路就通了。
让更多烈士找到“回家”的路
由于马迹塘战役中牺牲的战士多为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梳理出了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并公布联系方式进行线索征集，希望借助全网力量为这些77年前牺牲在异乡的年轻人找到家人。
2025年，李成涛带队参与迎回仪式
对于“回家”二字的分量，团队成员有着深刻体会。2025年，魏麒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第十二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与安葬仪式。当看到专机穿越云层，以“过水门”最高礼遇降落，覆盖国旗的棺椁在礼兵护送下缓缓移动时，学生方阵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啜泣声。
“那一刻我也热泪盈眶。”魏麒说：“他们当年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现在终于被以最崇高的礼遇迎回祖国了。虽然‘回国’了，但他们还没有真正‘回家’。为了带他们回家，我们必须不断深耕鉴定技术。”
张素华也有类似的感受。今年4月，她受邀出席了第十三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与安葬仪式。“那天沈阳很冷，主干道上站满了自发来迎接的市民，有抱着花的老人，也有被家长抱着的小孩。大家在寒风中站了那么久，却一直安安静静，秩序井然。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直观体会到‘山河如愿，英雄归来’这八个字的分量。”
2026年，张素华（右）和青年教师陈安琪参与迎回仪式
除了持续推进马迹塘的遗骸鉴定工作，团队还完成了西藏阿里地区高原戍边烈士遗骸的搜寻与认定，现在又开启了针对80具碾庄战役烈士遗骸的鉴定攻关。“我们每突破一个技术节点，都是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张素华说。
为了让更多学生了解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今年9月，复旦大学将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思政类通识课《法医世界：探生死真相 守人间正道》，由李成涛教授担任课程负责人。他介绍，课堂上会讲解一系列真实案例，比如要还原长津湖战役中“冻伤”的残酷，可以采用病理创伤鉴定；要让无名烈士重获姓名，DNA亲缘鉴定能提供可靠的技术路径；要勾勒烈士的成长轨迹，可以采用同位素分析等等。
李成涛说，经相关部门同意，他们将组织更多学生参与到“为烈士寻亲”的志愿服务中来，开展为烈士模拟画像、口述历史采集等活动，让青年人从“聆听者”变为“参与者”。“除了历史现场的发掘和实验室的攻关，我们还要不断讲述英烈故事，传递英雄精神，引导学生将个人所学融入国家使命。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更多烈士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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